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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盖圣王不获已而用之。

【关键词】法律数字化。无禄者，各减一等，即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

关于数字的功能，结绳计事的记载表明在其产生之初可能仅限于排序与度量，但在历史进程中事物常常会发生功能的流变[8]，现代社会中数字的功能已远远溢出结绳计事的范围，除排序与度量以外，数字还被用于进行分类、比较、计算、集合、排除、遴选……等等过程中，几乎与人的思维相关的每种工作均须以数字作为基本工具。数字在现行法中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且其在条文规范中的地位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难以设想一部没有包含数字的法律会是如何! 二、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 法律为何青睐数字?法律中广泛存在的数字化现象表明数字与法律的结合必定存在某种内在的机理。实质上，数字化比资本更具有强大的魔力，如同上帝之手将人类推向一个新世界，自由、平等、民族、国家、道德、法律、制度、舆论等等范畴将获得重新解释，世界精神的转型刚刚开始。[11]美国著名数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对数学的符号化特征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均须以司法中立为前提。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实施)第3条。[17]因此，法律的形式化乃是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基本分野所在。霍姆斯大法官即宣称：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所说的法律。

在此目标之下，保持司法忧患意识，巩固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对法制建设至关重要。强调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的理由之一，就是要提醒法官必须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如此才能保证审判的公正廉洁。现代社会中法律和信仰相互依存、同生共栖，正义是神圣的，否则就不是正义的。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性，宗教则保证法律具有神圣性，一旦法律与宗教相分离，法律很容易退化成僵死的信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16}。

正如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中所言：有三点不要忘记，人就不会陷入罪恶之中—有眼在看，有耳在听，你的一切行为都记录在案。该书与《法律与革命》一起奠定了伯尔曼当代法学巨擘的地位。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二）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 西方的法律思想浸渍了基督教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审判制度建立在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法律文化基础之上。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机械的法条主义。

今日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者宗教的过度法律化。萨维尼将法律看作民族的共同意识，认为法律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即民族精神决定的{13}。门徒聚会时共同宣告使徒信经。除非人们信赖法律，除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和终极的意义，除非他们依据一种超验真理来看待和判定法律……法律将形同虚设，它将是‘死法，{24}。

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神圣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神圣的{23}。

其次，法律不仅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人们的心理现象。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观念也与我国儒家文化中推崇的慎独品格不谋而合。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指出：西方宪法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之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三、法律信仰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法律与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对现代司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二元思维模式体现在对法律和宗教定义的褊狭上：法律被认为是政治机构为控制和调整社会行为而制定的规则，宗教则被认为是关乎上帝、灵魂拯救以及人格道德的个人信仰。【作者简介】 姜保忠，单位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宗教的传统表现为信仰穿越时空的限制，代表人们对人生目的和终极价值的思考。

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都是开启新时代思维的钥匙。{3}弗兰克则指出，法官的生理或者情绪状态有时会对案件审理有显著的影响：从我个人作为初审法官的经验来看，我可以证明，一个初审法官因为中午吃得太多，在下午开庭时可能昏昏欲睡，以至于他可能没有听到证词中的某个重要内容，并且可能在判决案件时疏忽它。

对于过去维系着我们的那些价值实体的怀疑令我们痛苦不安，我们开始面对毁灭的前景。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当作为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法律与宗教—之间联系的纽带断裂的时候，社会便陷于混乱，全部人类文化有面临精神崩溃的可能。它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

{7}同样是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使得苏格拉底放弃逃生慷慨就义带有殉道者的悲壮：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这神的声音一样。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7}这种观念对法治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对上帝的敬拜、对审判的信仰把法官的地位神圣化了，法官的权能乃是来自神灵的启示，因此法官必须具有神的品格。实际上，圣经对人的要求比法律更高，因为法律只规范人的行为，圣经规范人的动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外法官在职业伦理上的差异？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面对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意识的西方法治思想时要做出怎样的应对？所有这些在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均可找到答案[1]。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西方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概念和价值都有其11和12世纪的宗教仪式、圣礼以及学说方面的渊源，反映着对于死亡、罪、惩罚、宽恕和拯救的态度，以及关于神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设想。他们的声音在我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我坚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20} 伯尔曼的整体性（综合性）法学观对现代司法最大的借鉴，就是告诫我们—司法过程必须有法律信仰相伴，否则司法将失去方向和权威。伯尔曼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法律与宗教相互融合的整体价值观，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乃是一个综合的时代。

法律所确立并为之孜孜以求的各种观念，包括社会秩序观念、正义观念、权利和义务观念等等，不仅仅是社会的公共规则体系，同时是每一社会成员的内心感受。审判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法律与信仰的关系，并没有完全读懂伯尔曼的良苦用心。一名对一个人进行审判的法官，应当将自己置于被审判人的位置上，以便觉察他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巧妙地提问，从被审者那里获悉他本想隐瞒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的仪式，保留到今天的譬如法官的袍服、法庭的布置、庭审和宣判的程式，以及证人作证前被要求手按圣经宣誓等等，所有这些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三）普遍性 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法律所固有的道德性，法律的道德性与宗教对人的劝勉和训诫不谋而合。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整个世界最终的审判者是上帝，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法律信仰不是什么新话题，尽管如此，法律信仰并没有成为法律人普遍的精神追求，一个典型的表现：当前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频繁发生，法律正在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

人类不得不面对充满未知的将来，因此需要超越自身生活状态的信仰作为其精神动力，否则社会将式微和衰朽，陷入永劫不复发展规划政策的平衡协调性使得规划目标变成各市场主体的内在意志和自觉行动，既保证了全民参与性，又有利于规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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